两岸三国: 我可以在教会讲台批评川普总统吗？
两岸三国: 我可以在教会讲台批评川普总统吗？: 前天，有弟兄寄我一个视频，是唐崇荣牧师近期的一次布道。他就唐牧师布道中高度推崇的一位牧师（中国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牧师王怡）来征询我的看法——说征询是客气啦，其实，这位弟兄是对我提出质疑啦。因为此前那位弟兄对我提及那位王怡牧师时，我曾表示不认同他的某些作法。那怎么说呢？我就不得不写...
刘淇昆： 論“庚子赔款”
刘淇昆： 論“庚子赔款” 中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是要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以此惩罚、羞辱所有的中国人。这是无稽之谈。赔款的银两数和当时中国的人口接近，仅是巧合。“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约共银四万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馀万两（“每月加费”并非利息，而是八国联军的军費——引者注）。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之数。”[1] …… 中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数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具体而言，蛊惑人心者以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为例，称乾隆年间是中国最富足的时代，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两三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庚子赔款“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难”。 以乾隆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论证一百多年后庚子赔款的不堪重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在《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中的数据统计来看，1840年时，清政府财政收入为3.9亿两银子；到了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时，竟然到达了4.2亿多两白银的财政收入，是乾隆时期的国库收入10倍！……这样的高税收，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年依旧如此。1908年，清朝财政收入为2.3亿，1909年是2.63亿；直到清帝退位的前一年，1911年时，清朝的财政收入都有3亿两白银。”[2]（晚清时期，海关征收的外国商品进口税“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3]）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过相当于清政府一、二年的税收（而且还款期长达39年）。 清政府的税收高吗？民众的税务负担重吗？平心而论，清政府的税收以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低得惊人。四亿五千万国民，平均每人每年的税务负担不到一两银子！怪不得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提醒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4]。 庚子之乱这场“千古未有之奇祸”[5]对西方各国和基督教会造成的巨大损害，清政府并非心中无数。清廷的决策中枢“军机处”致电在北京的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李鸿章“对于列強提出之赔款总额，本来预料当系二十万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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