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下兩大反對派陣營矛盾分析
隨著近年中國各種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中國社會逐漸形成兩大反對派陣營，其一曰異見，其二曰維權。異見陣營由獨立知識份子和體制內右派為主構成，維權陣營則多為上訪人士。兩大反對派陣營均對中國當下之執政黨的表現不滿，這是不需說的事；但是，兩大反對派陣營之間同樣存在尖銳的矛盾，恐怕卻需要說一說。
我當然知道有人會不太同意談這個話題，以為這是在公開反對派陣營的矛盾。但是，一來這個矛盾已經無所謂公開不公開的問題，因為它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二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回避這個矛盾，無疑便是諱疾忌醫。所以，筆者今天才堅持要寫這個題目，並希望能引起各方面的反省。
那麼我們回頭來說兩大反對派陣營的矛盾。必須承認，當下兩大反對派陣營的矛盾真地已經很嚴重，某些時候甚至表現得水火不容。異見陣營批評維權陣營，稱其素質低下；維權陣營批評異見陣營，則稱其傲慢自大。北京一位知名維權人士甚至在網路聊天室狂言，推翻中共政權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清算異見陣營的人！而客觀的說，異見陣營和維權陣營的矛盾並非從開始就有，兩大陣營在早期甚至有一些不錯的合作。兩大陣營的矛盾經歷了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其間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只是，為了避免涉及具體的事和人，從而避免引起相關人士的不快，並避免重新引起某些紛爭，本文不做這方面的表述，所以，只能就這一問題做一些抽象的分析。
而在筆者看來，兩大陣營的矛盾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它決定於兩大陣營間差距巨大的教育背景、職業背景，也決定於兩大陣營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成為反對派的動機，更決定於中國社會這個大背景！
異見陣營一般都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其中一部分甚至有相當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他們一般都有接受大學以上的教育，一般就業於媒體、學校、及獨立的社會機構，社會地位優越，物質生活優裕。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一般並不是因為直接遭遇到來自執政者的不公平對待。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這些人大多是現體制的受益者。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某些方面真地可以說是出於良知，是出於對執政者不公義行為的憤怒，是出於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是主動的，是坦然的，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而所有這一切也便決定了異見陣營的態度一般都相對平和、理性。一句話，今日的異見陣營，恰如張鳴教授在談到辛亥革命前夜的那段歷史時，那些當然對清政府統治者極端不滿，但絕不希望出現太平天國運動那樣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災難性革命的紳士們！
至於維權陣營，不得不承認他們一般都沒有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他們一般只有接受高中以下的教育，主要是工人、農民，甚至是無業者，社會地位低下，物質生活貧乏。而且，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一般都是因為直接遭遇來自執政者的不公平對待，或因房子被非法拆遷，或因在司法案件中遭遇不公正審判，或因土地被強行徵收……不必否認，他們本來就是被現體制所拋棄的人，本來就不能真正感受到社會的溫暖——事實上這個社會對他們也真的沒有什麼溫暖。但是，你也不要以為，他們在直接遭遇到執政者的不公平對待之前，會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低下、物質生活貧乏的問題，而象異見陣營一樣主動成為反對派。不！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反對派，他們原本只想做個順民，但是，執政者逼得他們做不成順民，逼得他們不得不上訪，逼得他們不得不成為反對派。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是被動的，是怨恨的，是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這一切當然也便決定了維權陣營的態度一般都非常衝動、激進，並且具有嚴重的暴力傾向。如果也要拿維權陣營與歷史上的某個人群放在一起，那麼，歷代出現的暴亂農民，實在就是他們最親密的夥伴。
不過，異見陣營與維權陣營的上述幾乎全面的不同，卻絕不是雙方激烈矛盾最根本的原因。我們知道，異見陣營其實代表的就是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而維權陣營所代表的則是中國社會的底層民眾。所以，異見陣營與維權陣營的矛盾，根本上體現為中國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的矛盾。
在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社會中，精英階層和底層民眾都不可避免的會有矛盾。但是，相比於西方社會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之間的矛盾，中國社會中精英階層和底層民眾的矛盾要尖銳得多，而且常常表現得不可調和。
馬克斯•韋伯說：“在任何文明、任何事業的背後，都有著某種精神氣質的支撐。”那麼，在西方社會後面，支撐它的是基督文明；而在中國社會後面，支撐它的卻是儒家文化。我們知道，基督文明提供給西方社會各階層一種最基本的共同語言，就是基督信仰。這一信仰創造了平等，提供教堂這樣的場所供所有社會階層的人“聯誼”，並有神職人員在社會各階層中間來進行溝通，這毫無疑問是西方社會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間的矛盾並不是特別尖銳，而且總能調和的原因。然而，儒家文化沒有提供給中國各社會階層任何一種共同語言，它並是等級社會的最佳創造者和維護者。沒有共同語言，溝通本來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當等級社會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存在，人們甚至會認為根本沒有溝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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