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無英雄

內戰無英雄

   大概是兩年前吧，在與朋友小酌之時，因談起當時正在放映的一部有關內戰的影片，我與我的朋友起了些不小的爭吵。原因是他們津津樂道於那部影片以及其他一些正在放映的內戰影片的場面之宏大和將軍們的功績，而我則只從中體味出一種殘酷。同時我也從中體味出中國歷史的悲哀，甚至中國人的悲哀、中國文化的悲哀、以及中國政府的悲哀。我總是覺得，無論對於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中國內戰的任何一方來說，那都是一件極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我認為有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似乎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既然我們認同為一個民族，既然我們認同為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又能真正有一些天下為公的意識、少一點自私狹隘的念頭，那麼我們有什麼問題不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呢？更進一步說，如果在類似的問題上我們都需要採取戰爭手段來解決，我們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豈不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所以我當時說出這樣一個評語：內戰無英雄！

   然而，無可否認地，我們的文化基因，的確有喜歡內戰的成分。比如，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地位、並且極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中國人思維方式的《三國演義》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作者把那樣一段悲慘的歷史，居然寫得十分慷慨激昂。正是由於這部堪稱“偉大”之作品的影響，一個以殺戳國人為一生意趣的關雲長，居然淩駕於霍去病、李廣等為大漢民族驅逐外寇、開疆拓土的民族大英雄、大將軍之上而成為曠古絕今的“武聖人”、並進而演化為人們頂禮膜拜的關聖大帝；一個在“隆中對”中即露出分裂國家統一政權之野心，又六出祁山、專以挑起本民族內部戰爭為能事的諸葛亮，竟成為萬世賢相之楷模。

   我想，這毫無疑問是中國人的悲哀，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哀。當然，我也很想就“內戰無英雄”這一認識在我們常常引以為自豪的中華文化思想寶庫中找到可靠的依據。於是，在《資治通鑒》中，我得到一小段令人滿意的記載：建安16年，曹操西征張魯，與韓遂、馬超等在潼關激戰。恰在此時，河間民田銀、蘇伯起兵反叛。留守鄴都的曹丕派遣將軍賈信平定了這次反叛。次年正月，曹操結束西征還鄴。作為居府長史的國淵向曹操報告平定田、蘇之亂斬獲首級之數。按慣例，在報告戰爭中斬獲首級數目時，均要以一當十。也就是說，斬獲一人要報十人。然而這次國淵一反常例，對斬獲首級之數作了如實的報告，致曹操大惑不解。而國淵的解釋是：“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

   妙哉斯言！這才是一個理智的政府官員對類似事件所做的最理智、也應是最負責的認識。原因何在？因為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作為一個政府來說，如果你一味宣傳你的政府是依靠暴力獲得的、而且需要憑藉暴力來維持，那麼你必然會提供他人借助暴力手段來奪取自己政權的藉口，從而大大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對於另一部在中國文學史上同樣佔有重要地位的著作──《水滸傳》──，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寓意更加深刻的認識（如果我真地正確把握了作者意圖的話），即：內戰將軍不得好死！請看我一個非常簡單而又直觀的分析：水滸眾兄弟在接受招安之後經歷了兩次戰爭（有的版本說是四次），一次是對遼，一次是對方臘。前一次應算是國際戰爭，後一次則是純粹的國內戰爭。在對遼的戰爭中，水滸一百零八個好漢全身而歸，而在對方臘的戰爭中，則三去其二！因何會有這樣大的反差呢？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或許恰恰是另一種反差，即：遼國是一個國家，而方臘只不過是一個叛亂者。撇開歷史真實不談，僅就小說所描寫來看，遼國的軍事力量肯定要比方臘的軍事力量強大得多。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卻看到了水滸眾弟兄在人員損失上令人無法解釋的反差。我以為這沒有別的解釋。解釋只能有一個，即，作者向我們透露了他的這樣一個認識：內戰將軍不得好死！

   嗚呼！以此觀之，羅貫中氏可族滅矣！

   最後，我想送給中國的所有文藝工作者一句忠告：請不要再揭我們民族、國家的傷疤了。如果你們執意要選擇這樣的題材，那麼，就請讓你們的作品充斥著這類的鏡頭：燃燒的城市、破爛的民居、流離失所的人民、凍餒而死的兒童和母親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