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點浮躁的心態 多一些冷靜的思考

少一點浮躁的心態 多一些冷靜的思考

兩三年前，那時的韓國、香港、臺灣、新加坡以及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還沉醉在經濟奇跡的氣氛中，中國也因十幾年的高速發展而頗有些洋洋自得。那時在中國乃至整個華人知識界頗多這樣的話題：大中華經濟圈、中國傳統文化即儒家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最後良方、二十一世紀乃中國之世紀以及中國經濟學家應該爭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等。在當時的那種氛圍下，如果你沒有冷靜的頭腦，如果你沒有對現實的深刻認識，而只是從那些先生們的文章中去看，你一定會得出這樣一種印象：中國已經富了或最起碼開始富了，中國找到了發展的最佳處方而且中國已經發展了，中國已經有了在世界舞臺上的重新定位，中國傳統文化對現實世界具有最後征服力等。時間已經過去了兩三個年頭，金融風暴已經使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的政府和知識界也肯定已經修正了某些方面的認識。但是我們中國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們的政府和知識界是否也修正了某些方面的認識了呢？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中國政府在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前提下保持了國內政治的相對穩定局面，當然，從官方的統計數字上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經濟也保持了穩定的發展。然而，真實的情況是，巨大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而我們卻絕少冷靜、認真的反思。

也許我天生過於憂鬱和悲觀，對於幾年前學者們的洋洋自得我一直很不以為然--我知道我們的一些學者其實到現在還是很不服氣，在他們眼中，摧毀東亞經濟奇跡的金融風暴根源於西方人的陰謀，而非因東亞政治、經濟和文化中的不健康因素。同時，對目前根源於過分看重導彈及核武器技術成就而來的洋洋自得，我同樣不以為然！當然，非常不客氣地說，洋洋自得在我們是一個十分悠久的歷史傳統，遠者，如《資治通鑒》“隋紀五”中所載：“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醜，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裏，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近者，如本世紀五六十年代“浮誇風”的故事。豪言也好，壯舉也罷，大體上多體現著一種浮躁的心態，帶有驕狂妄縱、自高自大的嫌疑。其最終反映地或許就是對自身認識上的盲目、淺薄和文過飾非，包括對自身民族、國家、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認識，未嘗不是如此。

比如我常想我們中華民族其實大概是不可以稱為偉大的，雖然在歷史的某一時期--比如秦皇、漢武等時期稱為偉大或許並不為過，而從其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稱其為悲壯或許更確切些。因為中華民族從其根本的意義上講實質上就是“漢民族”，這不僅僅由於漢民族居住區域上的廣大、對中華民族之經濟文化上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和人數上的絕對比重，而且由於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漢民族”這個最傳統、最保守的農耕民族，與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遊牧民族爭奪中原政權的歷史，是“漢民族”並不幸運的命運史。

也許有人會對些說非常反感，但我想他是不應回避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的。應該說，漢民族形成於漢代，她的名稱也起始於漢代。她有一個完全可以引以為自豪的祖先，即周初的諸華、諸夏，也就是華夏族系。雖然其在成周之世時並不是一個強大的民族，建國者僅有晉、衛、齊、魯、宋、陳、鄭、許而已。然而，在齊桓、晉文的強力征伐下，東夷、荊吳、百越三族系先後同化於其中，並進而演化成漢代強大的漢民族。她給漢民族留下的是一部輝煌燦爛的民族發展史。然而可悲地是，自漢代開始，漢民族便開始演繹自己的悲壯史。首先是在漢之初，作為中原政權擁有者的漢民族是頗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淩辱的，最明顯的標誌是漢高祖的平城被困和其後不得不採取的和親政策。雖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韜光養晦之後，漢民族曾迎來漢武帝的偉大征伐，從而暫時結束了漢民族備受淩辱的歷史，並迫使部分遊牧民族同化於其中。但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隨著晉室的內訌而來的，恰恰就是中原政權易主於北方遊牧民族這一對於漢民族來說無法否認的悲劇。此一時期內中原的漢民族因此而充當起下等民族的角色。《資治通鑒》“梁紀十三”中的這樣一段記載應足以喚起我們對漢民族在這一時期淒慘處境的認識：“歡（指東魏丞相高歡，擅權於東魏）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這是當時北方遊牧民族最高統治者的表演；而其下屬又是如何看待漢人的呢？《資治通鑒》“梁紀十三”還記載著這樣的文字：“貴（北齊禦史，鮮卑族人）與敖曹（高敖曹，北齊大將，漢人，以悍勇名冠一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萬俟洛共解諭，久之乃止。”何為“一錢漢”，是說“漢人”只值一錢而已。在這裏，如果說劉貴的態度反映出當時遊牧民族對漢人的極端蔑視，那麼，高敖曹在這一事件中所表現出的極其壓抑的心境，則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漢人的生存環境。

我們當然也會注意到此一時期內一些遊牧民族同樣開始了漢化的進程，但它已絕不是如一些現代史學家所言的同樣可以為漢民族感到自豪的進程。一則它是遊牧民族自身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即欲求得對中原政權的長期穩定控制；二則它絕不是一種徹底的進程，而更多表面的意義和虛偽的成份，如改漢姓之類。

隋的建立雖號為漢民族的復興，但楊氏家族是否為純粹的漢人是很值得懷疑的。而對於封建盛唐來說，雖然人們一般也認為其為漢民族最揚眉吐氣的時代--因為出了太宗李世民這樣一個絕世的君主，但就李氏家族的民族成份問題，史家多有異議。有人以唐時大臣多出於遊牧民族、所用之兵更多屬遊牧民族，而其生活風俗也多與漢民族異，比如太宗在殺死元吉後納其妻為妃、玄宗娶子婦及則天以女性而稱帝等原因，認為是華夷混合的國家，而非純漢民族的時代。其後至五代時期的李克用家族、石敬塘家族及劉智遠家族等皆為沙陀人，而其相繼成為中原政權的主人。宋雖恢復了漢民族對中原政權的控制，然而宋懲唐代武人之禍，矯枉過正，重文輕武，從而養成漢民族文弱之風。既見侮於遼、夏、金，更導致蒙古政權對中原的統治，從而使漢民族遭受到歷史上最無法否認、也是最慘痛的一次失敗。在蒙古政權統治中原的這個歷史時期，漢民族居於四個民族等級的後兩位，其悲慘之命運可想而知。其後的朱氏家族曾為漢民族爭取到了二百多年的喘息時間，但隨著滿民族的入關，漢民族不得不又開始面對異族更長時間的統治。這期間我們還忽然發現天下已經變了，已經不再是那個東臨汪洋、西至沙海的天下了。此時的天下多了英吉利、美利堅、德意志，還有那個從未被漢民族放在眼中的日本。自1840年起至十九世紀末的十數次屈辱的戰爭，使漢民族更淪為下等民族中的下等民族。

清末的多次會黨叛亂、太平軍的興起被認為均系漢民族的種族革命，而以民國的建立和清室的被逼退位為此一革命成功之標誌。然而，就是在這之後的時代裏，我們貢獻給民族和世界的又是什麼呢？是只承認強力、全無妥協和合作精神的民族劣根大暴露。所以我們才有了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有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信條--正象我們的祖先深信“刀把子上面出皇帝”一樣。即使象孫中山這樣也許是中華民族二千年來唯一一個具有妥協和合作精神的領袖人物，也不得不在這種全民族劣根之陰影的籠罩下而掮起“孫大炮”的惡名。於是僅僅過了二十幾年，我們就又受到來自東方島國的大和民族的欺淩。苦熬八年之後，漢民族本應盡全力於民族自尊的重塑--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發展經濟、壯大國力，然而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衝突馬上又把漢民族扯進中國大地上曠古絕今的大戰之中。而中國政治家的自私、卑鄙、狹隘和殘忍，便在這種全民性劣根的烘托下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所以接下來便是兩岸長期的對峙、便是為了爭奪中國的所謂正統統治地位而持久的相互拆臺、便是不顧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而競相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以及聯手演繹諸如佗缽可汗“但使我在南兩兒長孝，何憂於貧！”的故事！（此語出自《資治通鑒》“隋紀五”，其時我國北方政權分裂成東魏、西魏，後又演變成北齊、北周。然而兩政權的君主均心存“混一”之志，為此兩政權均欲結好處於兩政權北方、且與雙方並臨的突厥政權，以在兩政權的對抗中形成這樣一種態勢：一欲求得突厥不對己方寇擾，以爭取時機壯大自己的征伐能力；二欲求得己方在征伐對方時突厥能保持中立或傾向於己方。然而由此使北齊、北周兩政權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對此《資治通鑒》記載如下：“周人與人和親，歲給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寇，爭厚賂之。”所以也才有突厥佗缽可汗“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的感歎。）

這樣的一個命運史，怎麼可以稱為偉大呢？實實在在地說，我覺得我們其實是很不願正視這種意義上的歷史的，因此我們有時故意模糊民族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如以“中華民族”來代替具體的民族稱謂。於是乎，漢民族在歷史上的失敗似乎就無所謂失敗了！而僅僅由於漢民族這個種群還未消亡，且從人數上更為壯大了，於是我們便會去把歷史上所有的失敗全部粉飾成巨大的成功，真是豈有此理！（在這裏有必要指出地是，我並非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但民族問題畢竟是一種歷史及現實的存在。一個不重視本民族利益的民族或許是慷慨的，但絕不會有尊嚴！）

至於有些人將這樣一種歷史積澱演繹成一種偉大的文化，又更進一步將它視為在不遠的未來征服世界的文化的認識，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實質上這是一個自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一直在討論的一個問題，而其中一些理智的學者早給了我們一些客觀中肯的解答。比如梁漱溟先生就曾在他於二十年代所做的“東西方文化及哲學”講演中指出，以“安分、知足、寡欲、攝生”這種生活態度為基點的中國文化，恰恰是中國近世以來遠遠落後於西方發展的一個根本原因。因此，我希望那些對傳統文化抱有一種天真幻想的人，要用實際的眼光來看一下他的四周。看我們中國的經濟到底發展到了一種什麼程度，看我們中國的國力又到底強盛到了一種什麼程度。它是否足以讓我們產生一種自得的情緒。同時我想我們還應做另一項工作，即對我們傳統文化的形成進行科學的剖析。說到這一點，我很慶倖我們還是存在一些勇敢而有良知的學者的。因為我看到我們一些人開始對秦統一中國這一歷史事件再次進行了某種否定意義上的評價。這種評價認為秦對中國的統一給中國發展所帶來的巨大危害不僅僅在於其從主觀上對中國政治上開始出現的民主萌芽進行了徹底的摧殘，而更主要的危害來自於由這種統一所形成的客觀環境使民主制度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徹底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因為在交通、通訊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地理上具有相對封閉特徵的中國一旦形成統一的政權，就必然會盛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意識；就必然會盛行對人的自我意識的壓制。秦統一中國如此，齊統一中國如此，楚統一中國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漢之代秦的歷史充分說明瞭這一點。

正是由於地理環境上的相對封閉性，由於統一的中國可以在某一歷史階段的某一特殊時期，對於周邊民族和國家佔有壓倒性的優勢--比如漢武時期、唐太宗時期等，所以我們在潛意識中自然而然的認為中國即天下、天下即中國，所以我們易自滿、易自大、易固步自封。與此對照地是，我注意到最近有學者提出這樣的看法，認為西歐之所以能產生現代政治制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正在於其很早以來以至於今日存在眾多國力對等而聯繫又非常密切的國家。而我國發展之緩慢，則正因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在交通能力相對允許的地理範圍內，缺乏真正具有對等國力而又與我有密切聯繫的多個國家。縱觀歷史，我們非常容易地就可以看到，對於我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君主來說，其最高理想無非就是獲得整個中國的統治權，而一旦實現了這一理想，便可以去吟唱“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了！

然而，當今天的的交通和通訊都已很發達的時候，當地球變得越來越象一個大村落的時候，我們的這種“中國即天下，天下即中國”的觀念是否已有所轉變了呢？坦率地說，我看這一觀念在我們有些人的心目中仍未改變。它表現在我們仍不能正確地理解西方文化，因而頑固地拒絕它；同時我們又總能在無論什麼時候、於無論什麼問題上尋找到西方文化的缺陷並對應地找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好處，這一點頗有神經不正常的味道。而只要我們僅僅多一點實際的態度，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現在只是“天下”之一隅，更何況天外還有無數重的天。如此，我們才會有更寬廣、更平坦的道路，才會有更長遠、更健康的發展。也只有以這種態度來看世界、看歷史，我們才會真正認識到我們應有許多的歷史經驗以資我們來面對這個新的天下，來處理新的歷史環境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關於宋襄公遺笑後世的歷史經驗在我們就很有必要加以關注。《史紀》中的這樣一段記載應足以讓我們有觸目驚心之感：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候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候會宋公盟於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己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子魚諫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戰為？”

我想，這裏的宋襄公的作為也可以說是一種浮躁吧。然而這種浮躁不是很無謂而且危險嗎？其實，在現實中我們的這種宋襄公並沒有絕跡，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諸種浮躁認識的擁有者。所以，在上海《經濟預測》1996年第38期中，呂鳴倫先生撰文《慎提“大中華經濟圈”》，指出：“半個世紀前，日本軍國主義曾試圖以武力征服亞洲其他國家，建立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結果遭到亞洲各國堅決抵制，慘遭失敗。現在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提法，很容易引起亞洲其他國家的反感和不滿。”他在文中還提到一位新加坡學者和一位泰國記者就這一問題所做的委婉表示。新加坡那位學者說：“…我們當中有些人並不那麼中國化…我們正試著為自己定位。”而那位泰國記者則表示：“我們並未感受到我們與亞洲其他國家有任何特殊的共同體關係。”我真不知我們的“宋襄公”們在知道這些時會有一種什麼認識，但我不會奢望他們會有根本的改變！因為他們有一個十分適合他們情緒的文化氛圍。

至於說到中國人是否富了、中國是否已經發展了，我覺得我們更應客觀些、冷靜些。在觀察國民的生活狀況時，不僅要看城市，還要看農村；不僅要看廣東、江蘇、浙江、山東，還要看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不僅要看外企職員，還要看下崗職工。說到這裏，我想以我個人的狀況作一現身說法。我於幾年前組織有一個小家庭，我的家庭成員有我、我妻子和一個正在上小學的兒子。我本人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員工，我妻子是國家教師，我和我妻子兩個人的月收入合計人民幣1300元左右，並且相當穩定。我想它應使我的家庭具備一個不低於全國平均收入的水準。我的小家庭的固定支出除了我們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學習費用支出外，很少有其他成份。因為我和我妻子對我們各自的父母其實無須盡多大的經濟責任。雖然如此，我們也只敢、只能享受一種極平常的生活，至於旅遊之類的奢侈活動、價格昂貴的生活用品，我們是從不敢企及的。而最後的積蓄也實在非常可憐。因此，如果有人說我“富”了--那種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生活相似意義上的“富”，我是要罵人的。至於那種只是針對我自身縱的時間方向上進行比較而說我“富”了、並要求我也沾沾自喜的說法，我聽了是連罵人也提不起興趣的。

而我們在觀察經濟發展狀況時，不僅要看到三資企業、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還要看到國有企業的步履維艱。同時我們顯然有必要正視我們的統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認識到我們的許多統計數字中其實包含有與我們的浮躁心態相輔相承、而或許也並不惡毒的熱情。當外國人有意無意地用一種魔法把我們中國的經濟列為世界第二大經濟時，是否也借助了我們自己這種心態、這種熱情呢？而據1996年12月13日《經濟學消息報》透露，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的胡鞍鋼博士根據1995年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僅為3.54%，比南斯拉夫解體前的5.3%還低，從而警告人們，我國的中央財政已瀕臨“破產”境地。而中央財政的“破產”所預示的前景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又何嘗不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呢？此外，從各方面的資訊看，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普遍偏高，而其資本比例又普遍偏低。聯想到東亞金融風暴的巨大破壞力，我不敢有愉快的心情！

其實說起浮躁，我以為目前在我們已不僅僅表現於一兩篇文章、一些局部問題，也不僅僅表現於報表上出成績、計畫的超現實上，它表現於我們的許多、許多方面。再比如關於爭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議論，居然已經開始討論哪一種學術人物--是學院派、還是實務派能為中國爭取到諾獎的問題（人家還沒給，自己就先打了起來）！我以為這其中是存在典型的浮躁心態的。我很難想像，如果今天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那麼這個獎項還有什麼意義。我之所以這樣想，並不是認為今天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沒有做出什麼成績（當然，這種成績到底有多大也是很值得進行冷靜的分析思考的！）我只是認為，如果在今天我們中國的經濟還只是處於這樣一種發展水準的情況下，經濟學諾貝爾獎就發給了我們，那麼，一旦我們的經濟發展水準趕上了美國、日本等而走上世界經濟發展水準的前列，我們還將去爭取什麼？

而同時我也注意到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在分析我們不能獲得諾獎的原因時，提出一個意識形態的理由。認為屬於西方文化範疇的諾獎，是因為意識形態的障礙而拒絕授予我們中國人。不僅僅經濟學方面如此，文學及其它學科亦如此。我當然明白這其中的潛臺詞--並非我們不行或早該給我們了！但我是非常懷疑這種分析的，雖然論者有他們十分充足的理由--海外已有許多華人獲得各種諾獎。但我依然覺得有這樣一些問題很值得我們思考：是不是我們自己把意識形態問題看得太重了？我們是否在以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去看待別人？是別人在因意識形態問題拒絕我們？還是我們在因意識形態問題而拒絕別人？此外，海外華人與我們是處於相同的發展環境中嗎？

而且坦率地說，我認為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環境下，是不可能創造出能夠獲得諾獎的大師級的經濟學家的。記得幾年前一位學界巨擘曾提出要再造孔子，對此我同樣有一種虛幻感。我覺得這兩種想法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即忽視環境的作用。我想，如果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觀察態度去看孔子所處的時代，我們應該承認那是一個自由程度相當高的時代。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地是，在當時的各諸候國，象徵專制意義的君權、公權，遠沒有秦漢以來的皇權那樣神聖不可侵犯，倒是卿大夫們的權力常常有左右公室之能；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地是一個存在多個對等國力的國家、相互競爭激烈而又聯繫密切的世界。這個世界有一個民族認同的大背景--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意識形態認同的大背景，在這個世界中，人們較少諸如什麼“主義”之類的心理負擔，而對發揮個人才能則有十分強烈的追求。孔子周遊列國的經歷就十分形象地說明瞭這一點。而在相對更後一些的時代裏，人們面對的環境似乎更加寬鬆。於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被研究者認為具備了議會制度特徵的齊國政治，有了將宗法制度置諸腦後的燕王讓位子之的事件，有了稷下學宮的開設和諸子百家的產生，也有了儒家學說在荀子手中的最後完善和成熟。我想這一切的產生絕不是出於一種偶然，因為奠定西方現代政治制度思想的偉大思想家孟德斯鳩的產生環境與這一切有著驚人的類似。所以一代奇哲偉聖的產生絕不是因為一種願望就可以得來的，他離不開適宜的環境。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你自己不是說現在的天下已經變了嗎？你不是說現在有許多與我國力對等甚而遠強於我們的國家嗎？而現在我們與他們的聯繫不也十分密切嗎？

的確，現在有許多與我國力對等甚而遠強於我們的國家，我們也與他們存在一定的聯繫，但要說這種聯繫已經很密切，我是不敢苟同的。同時我們又何嘗與這個世界生活在一個相互認同的大背景之中呢？我想我們不會否認我們還存在不少的“地心說”禁區，而且我們似乎也不缺乏摧殘伽利略的手段。我們的學術爭鳴常常導入帶有嚴重政治性歧視的語言--諸如反對社會主義、鼓吹資本主義之類，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是最嚴重的人身攻擊，而最終收拾局面者卻常常是非學術領域的政治領袖，爭鳴的結果當然也要保持大一統的局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一些最勇敢的學者也不過常常打一些“擦邊球”而已。至於說到一些學術著作的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實在是可以見慣不怪的。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侈談爭取諾獎、再造孔子，不是一件不自量力而十分可笑的事嗎？

郭慶海

本文寫於1999年秋，原載於香港動向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