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思想禁區外的中國

徘徊在思想禁區外的中國

   

   在最近20幾年的中國，有兩句話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一句是“不管黑貓白貓，逮著老鼠的就是好貓”；一句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兩句話分別來自於曾經對中國政治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兩個政治老人。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去世了，但他們留下的這兩句話依然影響著他們身後的中國。這兩句話所代表的意識顯然比那種“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理論進步萬倍了。它同時對於其後出現的那種“核心”論，也具有毀滅性的殺傷力。因此，它們從未因類似“三講”、“三個代表”等回歸意識形態浮華之口號的出現而有絲毫的減色。

   這兩句話，從被提出伊始直到現在，無疑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們對於反對教條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改造中國社會、鼓勵經濟改革，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兩句話無疑又是有著極強的局限性的。它們只是告訴我們如何回避爭論，而對於如何厘清爭論，它們並沒有提供應有的答案。

   “不管黑貓白貓，逮著老鼠的就是好貓”是說：不管某一種機制是什麼意義上的——比如，不管市場經濟機制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是社會主義的東西、還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只要這種機制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就是好的，就應該採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則告訴我們：長官意志不可靠，傳統理論不可靠，衡量、處理問題的標準在於實踐，所以一切以實踐需要為準則。

   這樣一種意識對於“放出貓去逮老鼠”、及對於實踐的過程固然是有一定意義的，然而對於其後的總結卻蒼白無力。是啊，只要逮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但究竟是哪一只貓逮到了老鼠呢？我想這是很有必要弄清楚的。否則，你如何去獎懲呢？如何繼續有效地使用“貓”呢？而分析“唯實論”之長官意志不可靠、傳統理論不可靠、一切依據實踐需要的意義，如果拋開其保證人們不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條約束的作用，我更看到它在導引我們回歸蒙昧主義的時代。

   由上述兩句話引出的一個失敗的話題是“摸著石頭過河”。如果說“貓論”和“唯實論”還有其存在的價值的話，“摸著石頭過河”則根本就是一個粗俗不堪的理論。它是因為“貓論”和“唯實論”本身存在的缺陷而導致的惡果。我們在第一次趟過河流時摸著石頭探路是必要的。如果以後過河每次都得再去摸石頭，那我們的智慧究有問題了。第二次過河時有個尺規、有個人來指導、有種理論來分析，對於過河的實踐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何況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只要不是去太陽上旅行，怎麼還會存在“第一次過河”的問題呢？

   由“貓論”和“唯實論”所引申出來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是“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鄧大人在他的“貓論”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對“貓論”所做的極其有限的發展。但這一理論本身也是十分含糊的。什麼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發展”也是硬道理嗎？這樣一種專制環境下製造出來的、隨心所欲的理論，在專制環境下的專制主義者口中會有各種各樣隨心所欲的解釋，其結果便是使得這“發展才是硬道理”很有些不倫不類！

   對於這一切一切的局限，我想，兩位政治老人絕非不知。而之所以有這種局限，說明現實中還存在一個連兩位對中國政治具有至高影響力的老人也不敢──更準確地說，或許是不願涉足──的某種思想禁區，所以也才有了在他們自己主導下出現的“四項基本原則”。毫無疑問，“貓論”、“唯實論”與“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對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所以我們從這兩句話中可以體會出的，其實也就是在禁區外的一種徘徊！

   這種徘徊是危險的！因為我們從上述兩句話中並沒有獲得一種機制以對逮到老鼠的貓進行區分，所以，雖然逮到老鼠的明明是白貓，但只因為有人並不喜歡它，於是這逮到老鼠的功勞便可能會被記到黑貓身上——正是因此才有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荒誕理論。而這樣一種過程，無疑是在吞噬著中國人的良知！它無疑是在引導人們不辯賢愚、不分黑白、甚至指鹿為馬！一個人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只有勇於面對矛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回避矛盾的結果，不僅無助於解決矛盾，還會導致個人或公眾道德的淪喪。所以，“貓論”實施日久，我們便會喪失掉區分是哪只貓逮到老鼠的能力，而對於可能發生的、殺掉逮到老鼠之貓的行為，也會持一種漠然的態度。其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使我們喪失掉滅鼠的基本手段，讓我們回歸到一個鼠害橫行、民不聊生的時代。如果我們不得不回歸到這樣一種時代，社會的總崩潰也就在所難免了。這樣的結局，無疑是十分可悲的！

   所以，當歷史進入21世紀之時，我們應該有所突破。不要把徘徊的責任永遠地推卸給我們的長者吧。因為，歷史是不斷前進的，而突破的責任在我們這些當代人！ 

此文原載2000年自由時報，其時，我已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