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兩難的中共意識形態

進退兩難的中共意識形態

   

   2000年4月23日《小參考》援引香港《明報》的報導說：由於法輪功學員“4．25”包圍中南海事件將屆一周年，而“6．4”事件11周年亦將至，北京當局近期明顯加強控制意識形態。原定5月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也因涉及敏感話題，遭中宣部一審再審，並且決定將押至“6．4”之後才播出。

   而之所以敏感，原因是該電視連續劇主人公洪秀全與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有神似之處。相關人士指出，兩者皆以宗教起家，皆可視為邪教教主。洪打著基督教的旗幟，自稱是上帝的小兒子，耶穌的弟弟；李打著佛教的旗幟，自稱是釋迦牟尼轉世，大搞教主崇拜。李洪志之以邪術惑眾、包圍中南海，和洪秀全聚眾滋事、造反起義沒什麼不同。即使在生活層面上，兩人的斂財和私生活作風也很相似。因此官方要求儘量減少太平天國邪教的色彩，避免觀眾將法輪功和太平天國扯在一起。

   我想，中共的這一想法是徒勞的。因為洪秀全及其所創立的“拜上帝會”與李洪志及其創立的“法輪功”的確是太相似了。不同之處恐怕只在於前者更富於反抗和判逆精神，而後者更強調和平鬥爭罷了。

   其實中共對待“太平天國”一劇的態度還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即中共意識形態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長期以來，中共對諸如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等歷史反叛人物的鼓吹不遺餘力。其根本目的要以此來證明它通過暴力行為建立政權的合法性。這樣一種鼓吹已越來越成為中共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累贅。

   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世界各國的政府基本可分為兩類：即民主政府和專制政府。兩種政府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民主政權對其合法性的解釋是制度和選舉。而專制政權對其合法性的解釋則要依賴於其對前政權合法性的全面否定──這種否定的意義又在於對某一政權與其社會底層民眾利益不可調和之衝突的認定及其對判逆行為的鎮壓。中共政權50年來對其合法性的解釋正是立足於這樣一種基礎而來的。既然前政權已經不再具備合法性基礎，需要全面否定；既然前政權與其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暴力顛覆便是必要的和唯一的選擇。正是在這樣一種邏輯下，我們看到了它對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等歷史反叛角色的鼓吹，更聽到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樣一種口號。然而，中共這種解釋政權合法性邏輯顯然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是中共自己解釋政權合法性的邏輯，同時也會被他人作為推翻其政權的理由。

   而客觀現實是，中共政權與社會底層民眾利益的衝突已經徹底化和表面化。其政權形象日益與其曾經詛咒過的所有政權相契合。如中共政權自己一再詛咒的苛捐雜稅、司法腐敗、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等，一一在中共政權自己身上顯現出來，並大有超越前人之勢。而以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中所採取之手段來說，從非法斂財、污辱人格到摧殘人體──全國範圍的“宮刑”──，絕對前無古人，而且，相信也將後無來者。11年前天安門廣場的鮮血更佐證了中共政權的非法性。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繼續對歷史判逆人物的“事蹟”進行鼓吹，只能是自掘墳墓的行為。

   所以，“6．4”以來，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中共新當權者的口號已慢慢演變成“穩定壓倒一切”！這就使中共的意識形態工作陷入一種困境：對於任何一個政權來說，它都必須隨時向它的民眾解釋其政權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當它所賴以解釋的理由已經成為自戕的利劍時，它如何去尋找新的理由呢？

郭慶海

2000年發表於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