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为王

隨著近年中國各種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中國社會逐漸形成兩大反對派陣營，其一曰異見，其二曰維權。異見陣營由獨立知識份子和體制內右派為主構成，維權陣營則多為上訪人士。兩大反對派陣營均對中國當下之執政黨的表現不滿，這是不需說的事；但是，兩大反對派陣營之間同樣存在尖銳的矛盾，恐怕卻需要說一說。 　　我當然知道有人會不太同意談這個話題，以為這是在公開反對派陣營的矛盾。但是，一來這個矛盾已經無所謂公開不公開的問題，因為它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二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回避這個矛盾，無疑便是諱疾忌醫。所以，筆者今天才堅持要寫這個題目，並希望能引起各方面的反省。 　　那麼我們回頭來說兩大反對派陣營的矛盾。必須承認，當下兩大反對派陣營的矛盾真地已經很嚴重，某些時候甚至表現得水火不容。異見陣營批評維權陣營，稱其素質低下；維權陣營批評異見陣營，則稱其傲慢自大。北京一位知名維權人士甚至在網路聊天室狂言，推翻中共政權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清算異見陣營的人！而客觀的說，異見陣營和維權陣營的矛盾並非從開始就有，兩大陣營在早期甚至有一些不錯的合作。兩大陣營的矛盾經歷了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其間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只是，為了避免涉及具體的事和人，從而避免引起相關人士的不快，並避免重新引起某些紛爭，本文不做這方面的表述，所以，只能就這一問題做一些抽象的分析。 　　而在筆者看來，兩大陣營的矛盾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它決定於兩大陣營間差距巨大的教育背景、職業背景，也決定於兩大陣營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成為反對派的動機，更決定於中國社會這個大背景！ 　　異見陣營一般都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其中一部分甚至有相當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他們一般都有接受大學以上的教育，一般就業於媒體、學校、及獨立的社會機構，社會地位優越，物質生活優裕。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一般並不是因為直接遭遇到來自執政者的不公平對待。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這些人大多是現體制的受益者。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某些方面真地可以說是出於良知，是出於對執政者不公義行為的憤怒，是出於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是主動的，是坦然的，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而所有這一切也便決定了異見陣營的態度一般都相對平和、理性。一句話，今日的異見陣營，恰如張鳴教授在談到辛亥革命前夜的那段歷史時，那些當然對清政府統治者極端不滿，但絕不希望出現太平天

很長時間不來這個壇子了，因為在臉書及推上看到多位本壇聞人“制度決定一切”一以貫之的評論，有感而發，簡單的上來寫幾句。 當年笑蜀編過一本書，叫《歷史的先聲》，收集的都是中共在野時發表的批評國民黨的文章。此書未上市即被禁，因為無論中共自己，還是社會公眾，都認為這本書是對當下中共執政方式的極大諷刺，這是沒錯的。但是，老郭另外看到一個問題，即這本書同時也是對當下的民運批評家們所持立場的極大諷刺！ 為什麼這麼說呢，各位最好去讀讀這本書中的文章，老郭給他的評論就是四個字：制度崇拜！什麼叫制度崇拜？就是認為制度萬能，民主萬能。哈哈，這不就是當下民運批評家們堅持的立場嗎？哪有半點不同！也就是說，當下的民運批評家們，其實就是在重複當年中共所寫的那些批評文章所闡述的思想，沒有任何創新，更沒有任何反省。 所以，依老郭來看，《歷史的先聲》這本書對中共和民運批評家們分別有兩個不同的意義，但都是極負面的: 對中共來說，這本書證明著他們的無恥！ 對民運批評家們來說，這本書證明他們的愚昧和無能！ 老郭數年前曾專門就些撰文，但遍尋民運刊物而不得發表。此後老郭電腦損壞，所有資料完全失去。沒時間再重寫長文，只在這裏做個提醒。提醒民運批評家們，把《歷史的先聲》拿出來好好讀一讀，看自己是不是在抄襲中共當年的思想，甚至是抄襲中共當年的文章，這可恥不可恥！ 當然，如果中共當年的文章說得是真理，你重複、抄襲都沒有問題。但歷史的過程證明，那套邏輯只是拿來說的，只是講給他人聽的，而講那些話的人上了臺，一定會背棄自己的理論。那麼，當下的民運諸公呢，你們憑什麼讓人相信，和共產黨唱著同一腔調的你們，上臺後就不會是共產黨的翻版。 大家都在美國，好好研究一下人家美國的歷史，認真地進入美國人的社區生活做一些觀察，多好。偏偏只看到美國政治領域的東西，只看到美國的法律，卻看不到美國法律裏面的宗教因素，看不到美國社區生活中濃濃的宗教氛圍，卻只因為你到了美國，只因為你生活在美國，你就讓人認你是中國民主的先知，憑什麼？

程式正義要靠制度來保證，這是無庸置疑的。民主制度是最能保證程式正義的制度，所以，民主制度是必要的，是應該被追求的； 實體正義需要正確的信仰來保證，甚至於程式正義也需要實體正義來保證，所以，實體正義比程式正義更重要，也正值得追求。甚至可以說，程式正義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實體正義。比如，在審判一個案件的過程中，追求程式正義的目的，是為了這個案件最終得到公正的審判。 如何保證實體正義呢？一言以蔽之，實體正義需要高尚的道德，實體正義不能靠程式正義來保證。 打個比方，一個基督徒，他會敬畏神，他作事時會儘量做神所喜悅的事，做符合神的律法的事。這樣，他會有高尚的道德，才會追求程式正義的東西，會追求制度上的民主。 反之，如果一個人沒有正確的信仰，比如，是個無神論者，他心中沒有神的概念，沒有任何敬畏，所以道德低下，如毛澤東類，於是，無法無天，唯我是從，絕不追求程式正義，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又或者如果是個伊斯蘭，他並非沒有神，但他的神是錯誤的，於是來自神的教導也是錯誤的，他當然也不會追求程式正義。 以臺灣為例，有程式正義（假程式正義），而無實體正義。臺灣實行了民主選舉，但因為沒有正確的信仰，沒有任何實體正義體現出來。在臺灣，實行民主制度後，只有一種人獲得了利益，即媒體人，因為他們可以亂罵，可以操控選舉。然而，臺灣的社會貧富分化，經濟倒退，貪污橫行，財團專橫，官商勾結，與對岸的中國席底下，席上頭。 美國既有實體正義，因而才有程式正義。美國的制憲會議開了一百多天，請問本壇袞袞 “ 民主人士 ” ，如果讓你們開一個中國制憲會議，你們有耐心開這麼長時間嗎？不客氣地說，他們的制憲會議之所以會開一百多天，是因為基督信仰讓他們有約的精神，有尊重他人權利的意識。 然而，美國的實體正義也正在消失，因為基督信仰不再象以前那樣普遍而且敬虔。於是，民主制度下，雖然有程式正義的保障，但實體正義已經不能再得到保障。所以，不願意賣蛋糕給同性戀客戶的小老闆被迫關門，在自己的教堂裏講道時反對同性戀的牧師也被市長恐嚇。 而且，我還可以大膽預言，如果美國當下這種離棄神，離棄基督信仰的趨勢繼續下去，美國早晚有一天也會走向專制（這不是我個人的狂妄，美國教會的牧師都這樣認為）。臺灣也一樣，不要以為民主制度不會逆向發展，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民主制度，走向後

臺灣媒體報導，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28 日前往金門，他受訪時聲稱，現在要思考怎麼樣才能凝聚共識，不管深藍、淺藍、泛藍，他希望所有愛好兩岸和平、經濟發展的支持者最後階段都能團結支持國民黨。 愛好兩岸和平、經濟發展的支持者支持國民黨，那麼，不支持國民黨的就是不愛好兩岸和平、經濟發展嘍？朱立倫在面對這樣的質疑時也許會說，這不是他的意思。但是，根據正常的邏輯，從他的發言很自然的就會得出這樣的推論來。而這意味著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政治人物，又代表著一個多麼可怕的政黨！於是，我毫不懷疑，如果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再弱一點，而中國的力量再強一點，臺灣有政客公開邀請中共軍隊進入臺灣，未必是不可想像的事！因為他們不僅僅可以借著這樣一種方式得到長期執政的機會，而且，還可以在大一統思維的定式下，取得所謂的“歷史定位”哩！ 2015 年 11 月 28 日

大約一周前，我們知道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即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社的兩位記者因為一則有關勞工超時加班現象的報導被富士康公司訴上法院，並提出 3000 萬元的天價賠償。尤其令人關注的是，富士康在提起訴訟的同時，向法院提出請求，查封、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直接影響到記者的工作和生活。人們就此得出的理解是，一方面記者關注勞工超時加班現象無疑是正義的行為，是應該得到支持的；同時，在這一訴訟事件中，記者與財大氣粗的富士康相比又處於非常明顯的弱勢地位，所以也就非常值得同情。於是，一刹那間全國媒體、線民都被發動起來，異口同聲的對富士康展開聲勢猛烈的炮轟，甚至國際記者組織“記者無國界”也對被訴記者發出聲援。（新聞鏈接：《富士康與第一財經日報達成和解 宣佈撤銷訴訟》 http://tech.163.com/06/0904/01/2Q4UCHR5000915BD.html ） 但是接下來的事不知該如何去理解，或者可以理解是鋪天蓋地的譴責聲浪起了作用吧，總之是富士康公司不再僅僅起訴記者，而是把第一財經日報社列為了共同被告。同時，索賠金額戲劇性的從 3000 萬元變成了象徵性的 1 元。這一驚人的變化一時間令許多人欣喜異常，甚至有人喊出了“這是輿論的勝利！”“這是媒體的勝利”的口號。然而，這時我們也聽到一些現在看來比較冷靜的聲音，即有人指出，這既不是輿論的勝利，也不是媒體的勝利，這只是富士康以退為進的策略。比如資深新聞人張銳在其個人博客撰文稱：“這不是勝利。富士康不過是用以退為進的態勢，表達了更核心、更強硬的主張：我訴的是侵犯名譽權，是報導失實，其他無所謂，不相干。富士康也在用這種方式嘲弄新聞界的無知、偏執、非理性”。而事件的進程也似乎證明瞭這一點，即到了 9 月 3 日，整個事件有了更驚人的變化。根據《第一財經日報》 9 月 4 日的報導，第一財經日報社及其記者居然與富士康達成了“和解”，富士康撤訴！ 請看雙方的“和解”聲明：一、第一財經日報社對富士康科技集團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表示尊敬，並期待其未來為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做出更多的貢獻；二、富士康科技集團對《第一財經日報》這份中國有影響力的財經商業報紙表示尊敬。新聞媒體對富士康科技集團的監督是善意的；富士康科技集團將一如既往地與國內外媒體建立良性溝通機制，尊重新聞工作者行使職責的權益，並對國內外媒體的關注表示歡迎

二 ○ 一 ○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即將舉行頒獎儀式。諾貝爾委員會說，如果屆時劉曉波或其妻子無法到挪威領獎，他們將會採取一個前所未有的作法：在頒獎臺上放置一張留給劉曉波的空座椅。而幾乎可以百分百的肯定，中國政府會 “ 成全 ” 諾貝爾委員會的這個計畫。 我們知道劉曉波當下還在獄中，又知道他已經拒絕了當局將他流放海外的安排。而他的妻子劉霞，被軟禁則已有月餘。 如果你覺得面對這樣的狀況還可以有些幻想的話，那麼，當有一批人，包括維權人士、律師、作家，甚至他們的家屬，在這段期間被禁止出境；尤其是當從來與中國異議運動無緣的經濟學家茅於軾老先生，居然無法在此期間去新加坡參加喜馬拉雅流域開發國際合作會議，而同樣與中國異議運動無緣的宗教哲學學者何光滬先生也無法在此期間走出國門，相信你便可以放棄所有的幻想了。 但是，這其實並不是多麼令人感到稀奇的現象，因為中國公民從來就不具備自由出入國門的權利，許多人甚至連護照都申請不到。比如我本人就是因為申請不到護照，才會登山涉水偷渡到泰國。而諾貝爾委員會固然可以基於 “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 ” 這個範圍說他們的作法是 “ 前所未有 ” ，但如果從這個範圍放大開去，又哪里會是 “ 前所未有 ” 啊！比如就在一個多月前，在南非開普敦召開的二 ○ 一 ○ 洛桑世界福音大會上，就已經擺放了空座椅。而且不是一張，是二百張，因為二百位預訂出席大會的中國基督徒在行前全部被扣留在國內！ 何光滬先生為了他的無法走出國門憤怒的寫道： “ 用強力禁止人離開一定的空間，無異於把那個空間變成監獄！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而沒有合法根據與合法手續，則無異於綁架。 ” 這使我想起數年前我在獄中服刑時，一位即將刑滿釋放的獄友，在面對我的祝福時說過的一席話： “ 沒有興奮，也不必興奮。離開了這裏，不過是離開了小監獄，因為整個中國就是一座大監獄！ ” 郭慶海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 2010 年 12 月 7 日

徘徊在思想禁區外的中國        在最近 20 幾年的中國，有兩句話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一句是 “ 不管黑貓白貓，逮著老鼠的就是好貓 ” ；一句是 “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 。這兩句話分別來自於曾經對中國政治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兩個政治老人。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去世了，但他們留下的這兩句話依然影響著他們身後的中國。這兩句話所代表的意識顯然比那種 “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 的理論進步萬倍了。它同時對於其後出現的那種 “ 核心 ” 論，也具有毀滅性的殺傷力。因此，它們從未因類似 “ 三講 ” 、 “ 三個代表 ” 等回歸意識形態浮華之口號的出現而有絲毫的減色。    這兩句話，從被提出伊始直到現在，無疑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們對於反對教條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改造中國社會、鼓勵經濟改革，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兩句話無疑又是有著極強的局限性的。它們只是告訴我們如何回避爭論，而對於如何厘清爭論，它們並沒有提供應有的答案。    “ 不管黑貓白貓，逮著老鼠的就是好貓 ” 是說：不管某一種機制是什麼意義上的 —— 比如，不管市場經濟機制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是社會主義的東西、還是資本主義的東西 ── ，只要這種機制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就是好的，就應該採用。 “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 ，則告訴我們：長官意志不可靠，傳統理論不可靠，衡量、處理問題的標準在於實踐，所以一切以實踐需要為準則。    這樣一種意識對於 “ 放出貓去逮老鼠 ” 、及對於實踐的過程固然是有一定意義的，然而對於其後的總結卻蒼白無力。是啊，只要逮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但究竟是哪一只貓逮到了老鼠呢？我想這是很有必要弄清楚的。否則，你如何去獎懲呢？如何繼續有效地使用 “ 貓 ” 呢？而分析 “ 唯實論 ” 之長官意志不可靠、傳統理論不可靠、一切依據實踐需要的意義，如果拋開其保證人們不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條約束的作用，我更看到它在導引我們回歸蒙昧主義的時代。    由上述兩句話引出的一個失敗的話題是 “ 摸著石頭過河 ” 。如果說 “ 貓論 ” 和 “ 唯實論 ” 還有其存在的價值的話， “ 摸著石頭過河 ” 則根本就是一個粗俗不堪的理論。它是因為 “ 貓論 ” 和 “ 唯實論 ” 本身存在的缺陷而導致的惡果。我們在第一次趟過河流時摸著石

進退兩難的中共意識形態        2000 年 4 月 23 日《小參考》援引香港《明報》的報導說：由於法輪功學員 “4 ． 25” 包圍中南海事件將屆一周年，而 “6 ． 4” 事件 11 周年亦將至，北京當局近期明顯加強控制意識形態。原定 5 月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也因涉及敏感話題，遭中宣部一審再審，並且決定將押至 “6 ． 4” 之後才播出。    而之所以敏感，原因是該電視連續劇主人公洪秀全與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有神似之處。相關人士指出，兩者皆以宗教起家，皆可視為邪教教主。洪打著基督教的旗幟，自稱是上帝的小兒子，耶穌的弟弟；李打著佛教的旗幟，自稱是釋迦牟尼轉世，大搞教主崇拜。李洪志之以邪術惑眾、包圍中南海，和洪秀全聚眾滋事、造反起義沒什麼不同。即使在生活層面上，兩人的斂財和私生活作風也很相似。因此官方要求儘量減少太平天國邪教的色彩，避免觀眾將法輪功和太平天國扯在一起。    我想，中共的這一想法是徒勞的。因為洪秀全及其所創立的 “ 拜上帝會 ” 與李洪志及其創立的 “ 法輪功 ” 的確是太相似了。不同之處恐怕只在於前者更富於反抗和判逆精神，而後者更強調和平鬥爭罷了。    其實中共對待 “ 太平天國 ” 一劇的態度還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即中共意識形態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長期以來，中共對諸如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等歷史反叛人物的鼓吹不遺餘力。其根本目的要以此來證明它通過暴力行為建立政權的合法性。這樣一種鼓吹已越來越成為中共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累贅。    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世界各國的政府基本可分為兩類：即民主政府和專制政府。兩種政府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民主政權對其合法性的解釋是制度和選舉。而專制政權對其合法性的解釋則要依賴於其對前政權合法性的全面否定 ── 這種否定的意義又在於對某一政權與其社會底層民眾利益不可調和之衝突的認定及其對判逆行為的鎮壓。中共政權 50 年來對其合法性的解釋正是立足於這樣一種基礎而來的。既然前政權已經不再具備合法性基礎，需要全面否定；既然前政權與其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暴力顛覆便是必要的和唯一的選擇。正是在這樣一種邏輯下，我們看到了它對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等歷史反叛角色的鼓吹，更聽到了 “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 這樣

從李肇星說開去        前一段時間，肇星兄在美國頗丟了些醜。然而他自己是否這樣認為，是很值得懷疑的。本來嘛，肇星兄們在國內是專橫慣了的。他們從未好好學過什麼外交風度呀，外交策略什麼的，所以如此種種，也就一概不懂。既如此，則按大陸新近流行的一個詞 “ 無知者無畏 ” ，從而使諸如抨擊美國國會議員的事情也便來得很自然而且正常了。    有些朋友很疑惑中共外交人員一代不如一代。其實何止於外交人員。中共各部門、各階層的幹部，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如果我們拋開其執政思想方面的考慮，而僅從控制局勢、玩弄權術等政治家本色方面看，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嗎？為首腦者如此，還想指望下層官僚會有什麼長進呢？    然而，為什麼會存在這種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實在是很值得令人思考的。因為，如果從受教育的程度分析，顯然並不存在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相反，肯定是一代強似一代的。我想，在當今中共外交官中肯定是不會再找出文盲外交官來吧。如果不是特殊情況，在中共其他部門你也很難再找出文盲幹部了。然而，其總體素質上的趨勢卻在走向一代不如一代。這又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形成與中共幹部所處歷史環境的不同有極大的關係。    中共第一代幹部毛澤東、周恩來等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化相當自由開放的時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專制主義，各種思潮的並存對那一代人的思想成熟有百益而無一害。更為重要的是，當這些人開始投身政治活動時，當時的政治環境又存在十分激烈的集團競爭。這種激烈競爭促使那些投身於政治活動的人必需提高自身的素質，以適應變幻萬千的政治環境。同時，政治競爭的殘酷現實也使每個政治集團必需選擇更有才能、更具政治權謀的人走上政治前臺，來支配集團有限的政治資源。    所以，在國民黨選擇了雄才大略的蔣介石的同時，共產黨選擇了雖沒有 “ 洋插隊 ” 背景、卻頗曉中國古代政治權謀的 “ 土包子 ” 毛澤東。及至所謂的第 2 代之鄧小平、陳雲等人，在他們從事政治活動之初，實際上也是有這樣的政治環境背景的。所以，雖然相對於毛氏一族來說已有所遜色，但還可以說得過去。到了所謂的第 3 代，也就是現在我們身邊的這一代，情況有了根本的變化。首先是文化環境已變得異常封閉。社會主義思想的唯我獨尊，使這些人缺乏對其他文化意識的深入瞭解和研究甚至根本談不

內戰無英雄    大概是兩年前吧，在與朋友小酌之時，因談起當時正在放映的一部有關內戰的影片，我與我的朋友起了些不小的爭吵。原因是他們津津樂道於那部影片以及其他一些正在放映的內戰影片的場面之宏大和將軍們的功績，而我則只從中體味出一種殘酷。同時我也從中體味出中國歷史的悲哀，甚至中國人的悲哀、中國文化的悲哀、以及中國政府的悲哀。我總是覺得，無論對於 30 年代初至 40 年代末中國內戰的任何一方來說，那都是一件極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我認為有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似乎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既然我們認同為一個民族，既然我們認同為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又能真正有一些天下為公的意識、少一點自私狹隘的念頭，那麼我們有什麼問題不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呢？更進一步說，如果在類似的問題上我們都需要採取戰爭手段來解決，我們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豈不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所以我當時說出這樣一個評語：內戰無英雄！    然而，無可否認地，我們的文化基因，的確有喜歡內戰的成分。比如，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地位、並且極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中國人思維方式的《三國演義》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作者把那樣一段悲慘的歷史，居然寫得十分慷慨激昂。正是由於這部堪稱 “ 偉大 ” 之作品的影響，一個以殺戳國人為一生意趣的關雲長，居然淩駕於霍去病、李廣等為大漢民族驅逐外寇、開疆拓土的民族大英雄、大將軍之上而成為曠古絕今的 “ 武聖人 ” 、並進而演化為人們頂禮膜拜的關聖大帝；一個在 “ 隆中對 ” 中即露出分裂國家統一政權之野心，又六出祁山、專以挑起本民族內部戰爭為能事的諸葛亮，竟成為萬世賢相之楷模。    我想，這毫無疑問是中國人的悲哀，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哀。當然，我也很想就 “ 內戰無英雄 ” 這一認識在我們常常引以為自豪的中華文化思想寶庫中找到可靠的依據。於是，在《資治通鑒》中，我得到一小段令人滿意的記載：建安 16 年，曹操西征張魯，與韓遂、馬超等在潼關激戰。恰在此時，河間民田銀、蘇伯起兵反叛。留守鄴都的曹丕派遣將軍賈信平定了這次反叛。次年正月，曹操結束西征還鄴。作為居府長史的國淵向曹操報告平定田、蘇之亂斬獲首級之數。按慣例，在報告戰爭中斬獲首級數目時，均要以一當十。也就是說，斬獲一人要報十人。然而這次國淵一反常例，對斬獲首級之數作了如實的報告，致曹操大惑不解。而國淵的解釋是： “ 夫征討外寇，多其

少一點浮躁的心態 多一些冷靜的思考 兩三年前，那時的韓國、香港、臺灣、新加坡以及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還沉醉在經濟奇跡的氣氛中，中國也因十幾年的高速發展而頗有些洋洋自得。那時在中國乃至整個華人知識界頗多這樣的話題：大中華經濟圈、中國傳統文化即儒家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最後良方、二十一世紀乃中國之世紀以及中國經濟學家應該爭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等。在當時的那種氛圍下，如果你沒有冷靜的頭腦，如果你沒有對現實的深刻認識，而只是從那些先生們的文章中去看，你一定會得出這樣一種印象：中國已經富了或最起碼開始富了，中國找到了發展的最佳處方而且中國已經發展了，中國已經有了在世界舞臺上的重新定位，中國傳統文化對現實世界具有最後征服力等。時間已經過去了兩三個年頭，金融風暴已經使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的政府和知識界也肯定已經修正了某些方面的認識。但是我們中國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們的政府和知識界是否也修正了某些方面的認識了呢？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中國政府在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前提下保持了國內政治的相對穩定局面，當然，從官方的統計數字上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經濟也保持了穩定的發展。然而，真實的情況是，巨大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而我們卻絕少冷靜、認真的反思。 也許我天生過於憂鬱和悲觀，對於幾年前學者們的洋洋自得我一直很不以為然 -- 我知道我們的一些學者其實到現在還是很不服氣，在他們眼中，摧毀東亞經濟奇跡的金融風暴根源於西方人的陰謀，而非因東亞政治、經濟和文化中的不健康因素。同時，對目前根源於過分看重導彈及核武器技術成就而來的洋洋自得，我同樣不以為然！當然，非常不客氣地說，洋洋自得在我們是一個十分悠久的歷史傳統，遠者，如《資治通鑒》 “ 隋紀五 ” 中所載： “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醜，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裏，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 ' 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 '” ；近者，如本世紀五六十年代 “ 浮誇風 ” 的故事。豪言也好，壯舉也罷，大體上多體現著一種浮躁的心態，帶有驕狂妄縱、自高自大的嫌疑。其最終反映地或許就是對自身認識上的

中國當下最紅的歷史學者、福建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先生支持臺灣獨立！ 請易先生不要罵我。我當然知道，支持臺灣獨立在中國那塊土地上來說是一項多麼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我當然也承認，易先生真的從未講過支持臺灣獨立的話。但是，易先生前一段時間在各地進行的那個題為《先秦的士》的講演，真的讓我看出易先生支持臺灣獨立的態度。 在那個講演中，易先生清清楚楚地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史實：即中國先秦的士，是貴族的身分，非常有尊嚴，常常把各國的國王當孫子似的那樣訓，而各國的國王敢怒不敢言，還要畢恭畢敬，誠惶誠恐。理由嘛，易先生告訴我們，因為那個時代天下「華夏文明區」國家多，「老闆」多，士可以有很多的選擇—「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秦以後中國計程車，不再是貴族，淪為了平民。沒有了把國王當孫子訓的資格不說，甚至連做到與國王有平等的人格都不能，而是被國王無情地割掉了小雞雞，倡優蓄之了。理由嘛，易先生也告訴了我們，因為這個時代天下「華夏文明區」只剩下了一個國家，只剩下了一個「老闆」，士沒有了選擇的餘地。 而我知道易先生是位非常有社會良知的學者，所以，我相信他通過這個史實，是要告訴人們他的這樣一個態度：懷念先秦時代、傷感秦後時代。因為人人都知道，士這個階層代表著社會的良知。所以，當士這個階層有尊嚴，其所處的時代就是文明的；相反，那個時代當然是野蠻的。而這不是說明他懷念分裂的中國是什麼？至於連中國都想加以分裂，怎麼可能反倒不支持臺灣的獨立呢？ 說起來，易先生的感懷，於我心有戚戚焉！並且，毫不自誇地說，十年前，當我在獄中讀《史記》時，我就有了懷念先秦時代的情緒。我那時甚至冒著有可能加刑的危險，與一位同樣是文化人的獄友講過這樣的話：如今這樣大的一個「中國」，居然還不如一個小日本。而如果一個「中國」分裂成四、五個「中國」，也許便可以產生四、五個超過日本的「中國」。因為語言是人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們往往是因為語言上的交流不便，才會有安土重遷的觀念。所以，當存在四、五個「中國」，人們可以有、而且無懼於去做多種的生活選擇。於是，「中國」才會有文明的制度，才會產生真正有活力的社會。正如當下的英語世界，因為不只有一個英國，因為有最起碼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在內的五個英國，才有了英語文明的榮耀！ 最後，我必須承認，我的這篇文章，可能會使易先生之《先秦的士》的講演再也不被

當下的台灣，因為距離2016年總統大選的時間突破一百五十天大關，因此，在歷屆大選中佔據絕對重要位置的「兩岸關係」話題，開始升溫。然而，朝野兩黨在這一話題上恐怕都面臨一些難題。 可以看出，執政的國民黨在繼續維持其所謂「九二共識」的說法，但是，這一說法顯然已經不能再像2012年一樣給國民黨帶來扭轉乾坤的幫助，反而已經蛻變成一個沉重的包袱。因為，以「太陽花」學運和2014年11月29日台灣地方縣市選舉結果為標誌，對2016年選舉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台灣新世代，對中國的拒絕態度已經非常明顯。而由於「九二共識」的本質其實是「一中」，表達著對中國的認同。所以，倘若國民黨不想提前放棄2016年總統大選，勢必應該在「兩岸關係」話題上有一個超越「九二共識」的新提法。 民進黨方面，鑒於一直以來「台獨黨」的政治標籤而為中美雙方及台灣北部城市中產階級所排斥，蔡英文主席不久前提出了「維持現狀」的主張。然而，「現狀」是什麼？一國？兩國？兩府？蔡英文主席並沒有做具體而明確的定義，而這也正是「維持現狀」之說一經提出，就被執政的國民黨質疑的原因。 當然，我不認為蔡英文主席沒有能力對「維持現狀」進行具體而明確的定義，問題在於，當下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定義可以取得兩岸及美國三方共同的滿意。比如，「一國」之說雖然會令中國政府大喜過望，但卻會令台灣內部爆炸，美國也會氣急敗壞；「兩國」、「兩府」之說在當下的台灣內部會有相當比例的認同，但中國則會氣急敗壞，美國也會認為那將打破東亞既有的穩定秩序。 這是一個困局，從當年蔣家政權以「漢賊不兩立」的理由主動退出聯合國時起即已注定，卻也可以說是因為民選制度的落實才真正成為困局。因為，倘若台灣現在不是民選的制度，競爭執政權力者不必用各種政策及國際關係去說服選民，「兩岸關係」自然也就不必成為一個話題。雖然事實如此，筆者當然並不建議台灣回歸專制政治體制——筆者更知道回歸專制體制已不可能，除非台灣在與外來政權的戰爭中被征服。 Image caption 蔡英文表示其未來將＂維持兩岸現狀＂，並說若其執政未來的兩岸關係將不會是＂民共關係＂。 盡人皆知，當下掌控兩岸關係方向的依然是美國。而對美國最有利的兩岸局勢，又恰恰在於無法用語言明確定義的模糊狀態：既是一國，又不是一國；既是兩國，又不是兩國；既是兩府，又不是兩府。惟其模糊又模糊，才能達到不費美國一槍一彈而強力牽制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