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改革只有一个受益者

懂一点我们华夏文明史的人恐怕都知道一个有点规律性的东西，即改革者一般都没有好下场。不知这个规律是从什么人那儿传下来的，但要说到下场之悲惨，恐怕要说是以阿鞅为最了——他老兄活生生被几辆向四面八方跑的车子撕成了几块不说，整个家族也遭到了屠戮！ 

堪称我们华夏文明史上第一位大改革家的阿鞅老兄原在魏国老CEO公孙痤手下做事，很受器重。老CEO临死前甚至将他推荐给魏国董事长，让他代替自己的职位。又说，如果不用阿鞅，就必须杀了他，不能让他离开魏国——这老同志可真够绝的！不过，魏国董事长是个混人。于是，老CEO的一番临终良言，被他当成是病人神智不清状态下的糊涂话。这样一来，等秦国新任董事长秦孝公那里招聘广告一出，阿鞅便得以跳槽前去应聘了。 

要说阿鞅到秦国后也并非多么一帆风顺，前两次面试都未能获得秦国董事长孝公的好感。照阿鞅自己的说法，他在第一次面试时给孝公讲的是尧、舜管理公司的方法，第二次面试时讲的禹、汤、文、武管理公司的方法。好在阿鞅签约的猎头专家背景硬，和孝公的关系铁，所以他得以有第三次被孝公面试的机会。到了这一次，阿鞅再次做出调整，给孝公讲的是春秋五霸管理公司的方法。这一下孝公开始有了点兴趣，而阿鞅也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孝公的脉门。于是，就有了第四次面试，这一次阿鞅大获孝公称赞。还是由阿鞅自己来解释，他说孝公是个急功近利的人，希望在任内便名扬天下。所以，他给孝公讲的是在短期内便可富国强兵的方法。而他所谓的在短期内便可富国强兵的方法，想来也就是后来的改革措施吧。 

说到这里，咱们得来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那个时代实行的是封建制，最初由周王室的分封产生了华夏族裔的各诸侯国，各诸侯国再次分封产生大大小小的贵族，贵族实行世袭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国家当做一个公司来看待，那么，那个时期华夏族裔的各个国家，都是典型的股份制公司。国君和贵族都在这个公司中拥有股份，国君是当然的董事长。 

那么请想一想，这种情况下会有怎样的一种社会政治生态呢？请看公元前605年发生在郑国公司董事会上的一件事：郑国有一位名叫子公、且任职于董事会的重要股东。一次，他去参加董事会时食指突然痉挛了起来。旁人觉得奇怪，子公老兄却说，“哈哈，我这个手指无论哪天这么一动，当天我一定能吃上美味佳肴。看来今天又要有口福了！”他这话很快被新任董事长郑灵公听去了，而那天的午餐他的确安排餐饮部门给董事们提供一种难得的美味——用楚国进口的王八炖的汤。偏偏这位新任董事长又是个爱捉弄人的主，他就有意在接下来午餐时不让子公分到王八汤。而且，还奚落他：“怎么样，你那食指并不灵验吧！”你猜子公怎么着，这位老兄受了灵公的奚落，径直便走到灵公座前，将食指伸进灵公的碗里，叉出一块王八肉，放进嘴里吞了下去，然后哈哈大笑说：“怎么样，我吃到王八肉了吧，谁说我这食指不灵验啊！”说罢，也不理会灵公，径自下堂离去。 

郑国董事长和股东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当然有些过分，甚至于后来酿成一场刑事案件，致郑灵公堂堂董事长大人死于非命。不过，它的确很能说明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态。当然，如果你对郑国发生的这件事感受不深，可以再联想一下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四位贵族，即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他们虽然都不是一国国君，但在其所在国的国内政治，及当时华夏文明圈的国际政治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受封建制所决定，当时各国的国君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贵族们的势力则很强大；你或者还可以另一种概念来描述，即说那个时期的上层社会政治相对而言比较民主。 

而阿鞅改革要做的恰恰是要改变封建制，进而彻底消灭上层社会政治中的那点民主。秦孝公6年（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阿鞅前后两次改革，分别从加强公司管理和改革公司产权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加强公司管理方面：首先是编订户籍。即将公司所有员工统一造册登记，使公司人力资源底数清楚，利于集中调配；其次是立法连坐。有人犯法，邻里必须告发。告发了可以获奖，不告发就有同样的罪。乖乖，这一来整个秦公司变成一个大囚笼，公司所有员工都受到最大程度的约束；第三，推行小家庭政策。所有男同志到了一定年龄都必须分家自立门户，否则就要加倍缴税。这一政策厉害，它是要限制人类社会自然产生的父权影响，使“君父”概念得到明确。也就是说，要让员工们心目中都只有董事长，一定程度上则忘记自己的爹娘；第四，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生产粮食多、织布多的人可免除徭役。而从事工商业及游手好闲者，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奴婢。这一政策不仅使秦公司的员工专心耕织，而且使工商业成了直接隶属于秦公司董事长的垄断行业。还不能不注意，这一政策之下，文学游士也在抑制范围。于是，学术思想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喽；第五，统一度量衡及长度单位。这倒是件好事，它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内部、甚至于与外部之各种交易的成本。 

改革公司产权制度方面：首先是废除封建，实行郡县制。这是阿鞅改革中最最重要的一项，他老兄用这一招，便剥夺了除国君外所有股东的股权；其次，奖励军功。这其实就是前面那项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废除了封建，自然也就必须废除贵族的世袭制度。而奖励军功，又是一个极好的借口——潜在的含义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最后，是废除井田制，全面推行土地私有政策，准许土地自由买卖。这当然还是废除封建那项改革的配套措施，因为在井田制时期，土地不允许买卖，它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贵族世袭的基础。 

咱们要认真看看阿鞅的这些改革，要知道，他这一套对以后华夏文明的影响那可是深入骨髓的哩。不过认真的说，阿鞅的这套改革内容中，强化公司管理的那部分，其实对秦、以及之后的华夏文明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当然，也可以这么说，那些内容本身只是制度表层的一些东西。所以，虽然可能流传甚久，但并不决定整个社会的生态。但是，他那触及公司产权制度的部分，对秦、以及之后的华夏文明，影响可就太大了。一言以蔽之，阿鞅的这种改革，把秦从一个股份制的公司，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独资公司。 

那么，咱们有必要看看有谁因阿鞅的这种改革而获益，又有谁受损： 

毫无疑问，公司的董事长是明显的获益者。因为他一下子从公司股东之一，变成了股东之唯一。于是，绝对的权威来了——整个公司完全决定于他一个人的嘴巴张合和手臂的挥动（然而，有人居然说阿鞅的改革使秦国走向了法治，直让我窃笑不已！），从此以后，华夏文明中便不再有合作、协商的概念，在上者独断专行，在下者唯唯诺诺，成为一种永久而强烈的标志；无边的利益也来了——既然公司成了董事长一个人的，那么公司的一切资产便成了他一个人的，公司经营的所有收益也成了他一个人的（这种情况下你甚至会发现，允许土地私有其实是个笑话！比如当董事长或他手下的官员以“公司需要”的名义抢夺某块私人所有的土地时，土地所有者根本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利！）。 

同样毫无疑问，公司的那些老股东们是明显的受损者。股份没有了，从此少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资本不说，世袭的合作者地位由此也就没有了，世袭的协商者地位当然也不再有！ 

对于以上两种人之外的其他秦国人来说，阿鞅之改革对他们的影响则可能是比较难于判断的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获得原来一般要由股东占据的职位，他们居然从此可以拥有土地……尤其对于阿鞅这种做CEO的人来说，似乎获得的利益就更大。比如董事长之权威越绝对化，仿佛他CEO也便可沾光拥有更高的权威——我有时甚至想，这或许也就是阿鞅变法的一个动力吧！（步其后尘的晁错之类人物，未尝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嘛，我不信他阿鞅就铁了心只为董事长一个人挣钱，而自己不想从中捞到些好处。 

不过，那真地是一种好处吗？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么一点去看改革前后的根本区别：当阿鞅改革之前，阿鞅们要想直接供职于董事长固然困难，但是，他们可以有另外的多种求职选择，比如到孟尝、信陵之类的知名股东那里去谋一份差事——传言孟尝老兄一人便养了三千“闲人”。而且可以这么讲，当时求职不难，工作环境也很宽松。比如那位著名的冯谖老兄，很轻易的便在孟尝君那里混了个职位。同时，这位仁兄在什么也未为孟尝君做之前，仅靠弹了三次自己携带的那把破剑，就过上了有鱼有肉有车、老母亲也有人供养的生活。但是，阿鞅的改革之后，人们的求职选择就只剩下一个了，那便是只能到董事长那里讨饭吃！总的求职状况毫无疑问是恶化，而工作环境也更恶劣。比如在秦孝公死后的公元前338年，仅仅因为新上任的董事长寻求一种政治平衡的需要——那些因为改革而受损的老贵族们希望在新董事长的时代得到些补偿——，阿鞅便被分尸了！ 

所以，在笔者看来，阿鞅的改革，受益者只有一个：秦公司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