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事实证明英文来自汉语，你信吗？

經濟 economy 依靠農民

海關 custom 卡死他們

地主 landlord 懶得勞動

雄心 ambition 俺必勝

強壯 strong 死壯
羨慕 admire 額的媽呀

脾氣 temper 太潑

懷孕 pregnant 撲來個男的

救護車 ambulance 俺不能死

律師 lawyer 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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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淇昆： 論“庚子赔款”

刘淇昆： 論“庚子赔款” 中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是要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以此惩罚、羞辱所有的中国人。这是无稽之谈。赔款的银两数和当时中国的人口接近，仅是巧合。“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约共银四万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馀万两（“每月加费”并非利息，而是八国联军的军費——引者注）。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千万两左右之数。”[1] …… 中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数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具体而言，蛊惑人心者以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为例，称乾隆年间是中国最富足的时代，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两三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庚子赔款“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难”。 以乾隆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论证一百多年后庚子赔款的不堪重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在《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中的数据统计来看，1840年时，清政府财政收入为3.9亿两银子；到了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时，竟然到达了4.2亿多两白银的财政收入，是乾隆时期的国库收入10倍！……这样的高税收，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年依旧如此。1908年，清朝财政收入为2.3亿，1909年是2.63亿；直到清帝退位的前一年，1911年时，清朝的财政收入都有3亿两白银。”[2]（晚清时期，海关征收的外国商品进口税“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3]）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过相当于清政府一、二年的税收（而且还款期长达39年）。 清政府的税收高吗？民众的税务负担重吗？平心而论，清政府的税收以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低得惊人。四亿五千万国民，平均每人每年的税务负担不到一两银子！怪不得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提醒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4]。 庚子之乱这场“千古未有之奇祸”[5]对西方各国和基督教会造成的巨大损害，清政府并非心中无数。清廷的决策中枢“军机处”致电在北京的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李鸿章“对于列強提出之赔款总额，本来预料当系二十万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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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下兩大反對派陣營矛盾分析

隨著近年中國各種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中國社會逐漸形成兩大反對派陣營，其一曰異見，其二曰維權。異見陣營由獨立知識份子和體制內右派為主構成，維權陣營則多為上訪人士。兩大反對派陣營均對中國當下之執政黨的表現不滿，這是不需說的事；但是，兩大反對派陣營之間同樣存在尖銳的矛盾，恐怕卻需要說一說。 　　我當然知道有人會不太同意談這個話題，以為這是在公開反對派陣營的矛盾。但是，一來這個矛盾已經無所謂公開不公開的問題，因為它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二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回避這個矛盾，無疑便是諱疾忌醫。所以，筆者今天才堅持要寫這個題目，並希望能引起各方面的反省。 　　那麼我們回頭來說兩大反對派陣營的矛盾。必須承認，當下兩大反對派陣營的矛盾真地已經很嚴重，某些時候甚至表現得水火不容。異見陣營批評維權陣營，稱其素質低下；維權陣營批評異見陣營，則稱其傲慢自大。北京一位知名維權人士甚至在網路聊天室狂言，推翻中共政權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清算異見陣營的人！而客觀的說，異見陣營和維權陣營的矛盾並非從開始就有，兩大陣營在早期甚至有一些不錯的合作。兩大陣營的矛盾經歷了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其間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只是，為了避免涉及具體的事和人，從而避免引起相關人士的不快，並避免重新引起某些紛爭，本文不做這方面的表述，所以，只能就這一問題做一些抽象的分析。 　　而在筆者看來，兩大陣營的矛盾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它決定於兩大陣營間差距巨大的教育背景、職業背景，也決定於兩大陣營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成為反對派的動機，更決定於中國社會這個大背景！ 　　異見陣營一般都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其中一部分甚至有相當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背景。他們一般都有接受大學以上的教育，一般就業於媒體、學校、及獨立的社會機構，社會地位優越，物質生活優裕。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一般並不是因為直接遭遇到來自執政者的不公平對待。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這些人大多是現體制的受益者。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某些方面真地可以說是出於良知，是出於對執政者不公義行為的憤怒，是出於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是主動的，是坦然的，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而所有這一切也便決定了異見陣營的態度一般都相對平和、理性。一句話，今日的異見陣營，恰如張鳴教授在談到辛亥革命前夜的那段歷史時，那些當然對清政府統治者極端不滿，但絕不希望出現太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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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先知約拿及對華人基督徒的警示

 愛國主義先知約拿及對華人基督徒的警示 郭慶海 從開始讀聖經，我就對約拿書非常感興趣，不是因為別的，乃是因為約拿書對華人基督徒應該有一種特別的啟示意義。 人們常說，耶利米是流淚的先知，以利亞是烈火的先知，在我眼中，約拿是一位愛國主義先知，或者用中文中更流行的一個概念來說，約拿是憤青先知。在約拿那裡，上帝的心意是不需要他考慮的，他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心意。他之所以不願意去尼尼微“宣教”，因為那裡是仇敵的國家；他之所以不願意去尼尼微“宣教”，因為他恨那裡的人民。在約拿這裡，沒有其他先知那樣的謙卑順服，有的只是他個人的意志。 我一直認為，先知約拿的形象活脫脫99%華人基督徒的寫照。從我開始進入教會時開始，我就非常明確、具體、真實的感受到華人基督徒群體中那種肆無忌憚的愛國主義情結。我曾經在一個場合如此調侃、其實也是警戒我的華人主內弟兄姊妹，我說，“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裡有一個場景，林黛玉吃醋賈寶玉死盯著薛寶釵看，賈寶玉去找林黛玉陪罪，林黛玉說他：我知道你不是不愛妹妹（林自己），只是你一見到姐姐（薛寶釵），就忘了妹妹了。我們許多華人主內弟兄姊妹另有一番情懷，就是說，我們看起來也愛天國，愛耶穌，但是，一聽到中國這兩個字，就把天國扔到一邊去了。” 象約拿一樣，許多的華人基督徒，不能聽到日本這個國家，不能聽到美國這個名字，甚至有時不能聽到台灣這個名字，估計現在要再添一個，不能聽到香港這個名字，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要么曾經是中國的敵國，要么一直批評中國社會有各種各樣的不公不義，要么不想和中國在一起。於是，許多的華人弟兄姊妹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而且，近兩年來我的個人切身體會，如果只是在教會裡，如果只是平信徒有這樣的巴別塔情結也就罷了，即使在神學院，即使被推薦讀神學的信徒，居然也不能免俗，就真地令我十分的擔憂了。因為神學院的學生們未來是做牧師、教師的，當他們在屬靈上有如此嚴重的問題，可想而知他們未來要服事的對象會如何！ 我在此很想告訴我的華人主內弟兄姊妹，更想在此告訴我的神學院同學們，中國不是天國，總有一天，中國會滅亡，永遠不再存在，因為有一天天地都要廢去。此外，當有一天主耶穌再來，所有在生命冊上的人聚集天國的時候，不再有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之分，大家都是天國人。而且，如果更嚴格一點說，在今天，在2000年前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大功的那一天起，在教會建立起來時開始，在耶穌基督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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